市场同样可以为环境冲突提供利益协调机制。中国的环境冲突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。自1996年来以来，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%的增速；“十一五”期间，环境信访的件数高达三十多万。自2012年以来，四川什邡、江苏启东、浙江宁波、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。至少就目前而言，司法手段在冲突的解决上并不更见效。来自环保部信访部门的数据显示，“十一五”期间30多万件的环境信访，行政复议2614件，但行政诉讼只有980件，刑事诉讼只有30件，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%。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，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，而不选择司法途径；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。

　　利益冲突之所以如此不可调和，在于缺乏一个平等的协商机制。传统的发展模式下，高污染企业往往等同于高税收收入，地方政府乐于招商引资并接受污染企业的转移，而对环境和当地居民造成的外部影响则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在这个博弈里，地方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，又是强势的参与者和利益方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当地民众，不但没有议价的机会，很多时候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企业只需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，政府无视民众利益诉求，而民众则由不满而转向群体性事件，最后的局面不会是多赢而只能是多输。

      一个健全的利益机制，需要政府的退出，而让企业对民众游说、沟通、议价，简单一点说，就是“谈钱”。企业需要这部分环境资源的“生产性功能”，花多少价钱，才能让民众让出部分的“生存性功能”，民众愿意付出多少的价钱，才能让企业把项目“建在你的后院”里。

　　中国近年来出现的“邻避运动”，其实也非本国特色，最早曾出现在城市化起步时间较早的欧美国家，后来又出现在日本、台湾等地区。邻避运动在台湾有30多年的历史，早期邻避运动的口号是，“鸡屎拉在我家后院，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”。如今邻避运动在台湾却已不多见，因为政府机关已经慢慢形成一套运作模式，民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自己的诉求。最能让抗议民众消气满足的，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补偿——“环保回馈”。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设施变得不那么惹人嫌，例如设立公园、图书馆、运动中心、温水游泳池等，供附近民众免费(或打折)使用。此外，还有减免电费、减免土地相关税赋、给予奖学金等措施。

　　近年来在美国兴建邻避设施遇到的阻力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少，其原因在于，国家和联邦机构开始承担批准厂商兴建邻避设施草案的责任，法律允许的程序也提供了更多公众参与邻避设施决策的机会，邻避设施选址方式从“决定-宣布-辨护”开始转向“参与/自愿/合作”。这些，都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放权，让公众参与到利益机制中去。

　　与其一边高谈在发展模式上具有前瞻性的、跨越性的创新道路一边持续地对环境只破坏不治理，还不如直面“发展会造成污染”的客观现实规律，运用更灵活的市场手段来实现自然环境“生存性功能”与“生产性功能”的最优配置。